李安浦坐在电脑前，慢条斯理写着他的博客，不知怎么，今天的思路有些不畅。呷了一口茶，醒醒脑，心里忽然一动，随即打开抽屉翻弄，在笔记本、钥匙圈、名片等一大堆杂物下，找到了一封信。
这是一个中式信封。右上角贴着印有中华民国邮政字样的邮票。从里到外、从上到下，写的都是繁体中文，排列也是老式的那种。
想起来，这封信还是阿陶给他看的。看过了，随手往抽屉里一丢，没有还给阿陶。
阿陶自小喜欢古玩，有事没事就跑博物馆。他跟李安浦十分投缘，经常前来请教。从厂里出来摆地摊后，找李安浦的次数就更多了。
记得那天，他悄悄来到李安浦办公室，手抖了几抖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，交给李安浦。
“这是从台湾寄来的……他说，他过几天要来谷安，找几个文化人聊聊。我认识的文化人，只有你啦……”
李安浦一怔：“谁寄给你的？”
“哦，是我的表叔。”
“你的表叔？他是台湾人？”
李安浦觉得有些滑稽。十几年前，跟今天很不一样。那时候，港台那边的人看不起寒酸的大陆亲戚，把去往港台的大陆人鄙夷为“表叔”。没想到，阿陶的表叔是台湾人。
“他在台湾是什么老板，想来谷安投资吗？”
“这……我也说不清楚。”
阿陶一脸茫然。
他对于这位表叔的全部了解，就是这封信。去年三月，患癌症的母亲在逝世前几天，突然回光返照，告诉阿陶说，他们家在台湾花莲有一个丽表婶，年龄跟她相仿，只比她大半年。1949年从上海跟丈夫去了台湾，从此音讯全无。文化大革命前夕，丽表婶却突然寄来了一封信。幸亏投递员也沾着一点亲，没有声张，母亲收下信件后，看了一遍就销毁了，并且执意不让父亲回信，这件事才算过去了。文革中造反派也没有来找过任何麻烦。不知怎么，母亲临终前竟突然提起这件往事。恰恰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时候，阿陶收到了表叔的信。
已经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，到处都在谈论改革开放。可是，来大陆探亲的台湾人还很少，来谷安投资的企业家也不多。不管怎么样，谁都得小心翼翼。
一个多月后，阿陶的表叔真的来到谷安。他矮而稍胖，皮肤白皙，看来因为不节制饮食，肚皮已经明显地腆出来了。圆圆的脸上戴着一副碳素眼镜，说一口闽南腔调浓浓的普通话，很有些儒雅风度。
阿陶陪着表叔，来到博物馆。一见面，表叔就握着李安浦的手说：
“李馆长，久仰，久仰！我听阿陶介绍，你给了他很多指教和帮助。我叫黄春明，但不是那个台湾乡土作家，完全不是！哈哈！……我也写过小说，编过电影，还在台北的一份报纸做过主笔，不过都搞得不太成功……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顿饭，叙谈叙谈。您再帮忙约几个本地的画家，最好是画人物和水墨山水的，好吗？”
黄春明显得自来熟。他十分尊重李安浦，说一切都由您安排，包括邀请哪些客人，定哪家饭店，点哪些酒菜。当然最后必须由他埋单，决不允许李安浦请客。
阿陶在一边也说：“李馆长，这次你就听我表叔的吧！”
在谷安，能够称得上文化人的，其实并不多。李安浦掰着手指排队：老画家米祚之，他的儿子米诚，画家杨不二，书法家倪府田，《谷安报》记者兼作家文栋，自己也算一个。加上阿陶和黄春明，也就八九个人吧。
席间，大家频频举杯，谈笑风生，原有的拘谨和生分很快就消解了。黄春明非常健谈，一会儿讲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小时候怎么被视作“问题少年”，后来去美国留学，移民局又怎么把他列为不受欢迎的人，驱逐出境。一会儿讲那个恃才傲物的怪人李敖，怎么多情，又怎么无情。他所讲得这些，对于生活在小城谷安的人来说，显得新鲜而有趣。
作家文栋喝了几盅酒，脸颊一下子涨红了，心里兴奋，话语也多了。下午，他特意将自己去年出版的一部短篇小说集签上名，托阿陶送给黄先生，请黄先生多多指教。谁知，黄先生读了一个多小时，一见面就说了几条意见，令他耳目为之一新。
“如果你的视角再拓新些，更能成大器！”黄春明思忖片刻，又说，“你再努力一下，两年后，我可以帮你在台北出版一部小说集。但必须在两年以后。”
他没有说明理由。但是文栋觉得，他肯定是让自己在这两年内再努一把力，写得更成熟些，心里很是感激。玩了十几年小说，出书的酸甜苦辣他是尝够了，他曾狠狠地啐一口，以后再也不出书了！可是，写了书没办法出版，这样的作家还有什么屁用！没料想，阿陶的这位台湾表叔颇具慧眼，答应帮助自己出书。文栋悄悄地观察着黄春明的神色，似乎找不到什么狡诈的成份，一举一动，多的是文人的儒雅。看来他是慎重的，要不，也不会说在两年以后。
文栋不由站起身，向阿陶敬了一杯酒。往常，文栋虽然跟他有些交往，但心目中没有将他当一回事。今天却不能不对阿陶刮目相看了。
阿陶端起酒杯，将满满的一杯五粮液倾入喉咙口。他嘿嘿地笑着，显得分外豪爽，又有难以掩饰的得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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